醫患之間相互依存

　　近年來，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價值觀日趨多元化，醫患關系成為社會復雜矛盾的“寒暑表”。

　　醫患關系一般是指病人與醫務人員因疾病的診療而形成的關系。醫患關系是否健康和諧，不僅直接影響醫務人員的工作態度和工作效率，而且直接影響患者的健康與安全，并對醫學技術進步產生間接影響，甚至影響社會的穩定與和諧。

　　優秀醫史學家西格里斯曾經說過：“每一個醫學行動始終涉及兩類當事人：醫師和病員，或者更廣泛地說，醫學團體和社會，醫學無非是這兩群人之間多方面的關系”。這段話精辟地說明，只要人類社會還存在醫療活動，必然存在醫患關系。而且，隨著現代醫學的發展以及醫療服務的日趨復雜，醫患關系的內涵也隨之擴大，所謂“醫”不僅指提供醫療服務的醫務人員，還包括服務的載體醫療機構;所謂“患”也超出了患者本人，還要包括患者的社會關系比如家屬。“一人得病全家忙”以及“院長**的頭疼是醫療糾紛”，就是目前醫患關系復雜性的生動寫照。

　　醫患關系的實質是“利益共同體”。因為“醫”和“患”不僅有著“戰勝病魔、早日康復”的共同目標，而且戰勝病魔既要靠醫生精湛的醫術，又要靠患者戰勝疾病的信心和積極配合。對抗疾病是醫患雙方的共同責任， 只有醫患雙方共同配合，積極治療，才能求得比較好的治療效果。醫患雙方在抵御和治療疾病的過程中都處于關鍵位置，患者康復的愿望要通過醫方去實現，醫方也在診療疾病的過程中加深對醫學科學的理解和認識，提升診療技能。在疾病面前，醫患雙方是同盟軍和統一戰線，醫患雙方要相互鼓勵，共同戰勝疾病。

　　維護醫患這對利益共同體的良好關系，需要醫患雙方的共同努力。一則有趣的民間傳說可作為注腳。唐朝藥王孫思邈外出采藥，遇一只母虎張口攔路，隨從以為虎欲噬人而逃，孫思邈卻看出虎有難言之疾。原來這母虎被一長骨卡住了喉嚨，是來攔路求醫。孫思邈為其將異物取出，虎欣然離去。數日后孫思邈在返程中途經此地，那虎偕虎崽恭候路旁向他致意。這個故事起碼說明了兩個道理：第一，即使是吃人的猛虎患病，醫生也應本著仁義之心為它治療，何況生了病的人呢;第二，即使是吃人的猛虎對于為它解除病痛的醫生也懷有感恩之心，有禮貌地回應。從某種意義上說，相互尊重、相互配合、相互依存正是醫患關系的最基本特點。

　　體制機制影響醫患和諧

　　目前，我國的醫患關系總體上是和諧的，這是我國醫患關系的主流。但是，我們也要清醒地看到，在和諧的主流中也存在著局部的不和諧的現象。

　　醫患關系如同其他社會人際關系一樣，存在一定的不協調是正常的，但在一些地方出現嚴重的醫患關系緊張，甚至發生醫患沖突，則有著復雜的經濟和社會根源。

　　醫療服務提供能力與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健康需要之間存在矛盾。長期以來，我國醫療衛生資源配置不合理，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的服務質量和醫療條件不能滿足群眾的基本就醫需要，造成了群眾看病紛紛涌向城市大醫院。患者的無序流動造成城市大醫院超負荷運轉，普遍存在著“掛號、交費和檢查排長隊，看病只要五分鐘”的現象，在大城市的大醫院更是如此，看病的不方便引發多數患者的不滿和抱怨;同時，醫生在一天內要看幾十個病人，**盡快做出檢查、診斷和治療，他們忙得甚至連上廁所的時間都沒有，更沒有時間向病人作耐心的解釋。醫生在任務重、壓力大的情況下，容易發生對患者的溝通解釋工作做不到位的問題，導致醫患之間的誤解和矛盾，這常常是影響醫患關系最直接的“導火索”。

　　醫療機構的公益性要求與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之間存在矛盾。現代醫學是集科學、工程技術、人文關懷于一體的復合學科。其復雜性決定了醫患信息不對稱的必然性，這種情況在其他諸多行業亦存在。新國內成立初期，在醫療事業作為純粹公益性事業的背景下，醫生的工資待遇等得到了有效的保障，能夠全身心投入到救治患者的工作中，因此受到患者的普遍尊重。而近些年來，由于政府投入嚴重不足，加之醫療服務價格偏低，醫院的發展建設和運行費用主要靠醫療服務創收來解決，醫院的支出90%以上依靠收費獲得，使醫院逐步背離了公益性目標，出現逐利傾向，醫療服務逐漸被賦予消費和市場色彩，其結果是加重了患者的直接經濟負擔，導致患者對醫生和醫院產生了不信任。可見，體制機制的不合理，造成了醫療機構公益性淡化和醫患雙方在經濟利益上的對立，成為影響醫患關系的根本原因。

　　醫療保障制度的發展與人民群眾的經濟承受力之間存在矛盾。隨著醫學的發展，其挽救生命的能力顯著提高，同時，治療疾病的成本也快速攀升，疾病造成的經濟風險是絕大多數社會成員無法單獨承擔的，因而就有了社會保障制度的誕生，其形式可不同，補需方或補供方或兼補，但宗旨一致，都是保證群眾看得起病、付得起費。目前，我國基本醫療保障體系尚不健全，覆蓋面窄、保障水平低，不能滿足人民群眾看病就醫的需要。醫療保障制度不完善時，醫務人員和醫院**直接面對病人對高額醫療費用的質疑，成為醫療保障制度不完善的“替罪羊”。

　　醫學技術發展的有限性與患者期望值的無限性之間存在矛盾。雖然現代醫學發展突飛猛進，但未攻克的難題仍然很多，技術上的局限加上患者的個體差異，很多疾病的療效難以預測。但患者對醫療服務仍然缺乏風險意識，對治療效果期望過高，認為只要進了醫院就一定能治好病，只要花了錢就應該治好病，若達不到期望效果，就歸咎于醫院和醫務人員。醫患之間對于直接結果認知的差異，特別是患者及其家屬對于治療結果的過高期待，成為影響醫患關系的“助燃劑”。

　　醫療行業的高風險性與缺乏有效的醫療風險分擔機制之間存在矛盾。疾病的復雜性、不可預見性以及醫學科學的局限性決定了醫療行業是高風險行業，在實踐活動中存在意外和一定概率的錯誤率甚而事故率。此種風險也是醫務界**承擔的，惟此才能挽救生命，非此醫藥科技無以為進。但風險也是醫務界無法承擔的。目前，通過醫療責任保險等有效方式分擔和化解醫療風險的機制尚未形成，一旦出現醫療糾紛，患者的矛頭就會直接指向醫院和醫務人員，甚至導致醫患之間的直接沖突，這是影響醫患關系良性發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醫療糾紛處理機制的不完善與人民群眾的訴求需求之間存在矛盾。由于目前訴諸法律解決醫療糾紛成本過高、程序較復雜，加之我國相關法律法規在這方面規定的模糊和缺位，近年來通過法律渠道解決的醫療糾紛呈下降趨勢，取而代之的是 “鬧”的方式，甚至靠暴力解決醫療糾紛，陷入“不鬧不賠、越鬧越賠、越賠越鬧”的怪圈，波及國內的“醫鬧”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產生的。這種現象如果得不到及時有力的制止，往往導致醫療糾紛升級，最終釀成群體事件。

　　還要指出的是，確有少數醫院在病人安全和醫療質量管理方面存在缺陷，個別醫務人員工作粗枝大葉、責任心差導致了醫療差錯和事故的發生，損害了患者的健康乃至生命，這是社會不能容忍的。

　　深化醫改是治本之策

　　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目的是建立國內特色的基本醫療衛生制度，保證城鄉居民公平享有安全、有效、方便、價廉的基本醫療衛生服務，這是解決當前醫患矛盾的治本之策、久安之道。由于醫療服務信息的不對稱，在化解不和諧因素上，醫療機構和醫務人員是主導方面。衛生部門作為醫療衛生的主管部門，要以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為契機，大力加強行業作風建設，切實改善醫療服務，積極會同各有關部門，共同推進健康和諧醫患關系的建設。

　　發揮政府主導作用，完善醫藥衛生體制機制。一是加強政府的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職能。這對于消除醫患之間信息不對稱的負面影響起關鍵作用。防止醫患之間信息不對稱演變為對患者的“不公平”，**依靠政府監管、醫保制約與行業自律。二是加大政府投入，轉換運行機制，強化公立醫院的公共服務職能，維護醫院的公益性質，從體制機制上逐步消除醫患之間在經濟利益上的對立和沖突。三是推進醫療衛生事業科學發展，調整醫療資源，優化服務結構，大力發展農村和城市社區衛生，擴大醫療服務有效供給，緩解醫患雙方的供需矛盾。四是完善醫保制度，建立需方供方“雙保險”。調整醫療損害賠償標準，改變賠償支付方式，由醫院賠償轉變為保險公司理賠，構建醫院安靜、和諧的診療環境。五是適當提高醫務人員，特別是基層醫務人員的待遇。

　　加強醫德醫風建設，強化醫療服務管理。一是要加強醫學人文教育，從源頭上引導和培養醫務人員符合現代醫學要求的思想觀念和價值取向。二是認真落實醫德考評制度，研究體現患方意見和評價的考評辦法，建立對醫務人員有效的激勵和約束機制，嚴肅查處嚴重損害群眾利益的不正之風。三是要嚴格醫療服務監管。對疏于管理、醫療事故頻發的醫療機構，要暫停執業活動直至吊銷執業許可證。建立醫療質量、安全管理的長效機制，改善服務質量，促進醫療安全，杜絕醫療差錯，從技術上減少醫療糾紛的發生。四是提高醫療服務信息透明度。醫務人員應主動了解患者的需求，掌握患者對醫療服務的期望和疑慮，提高與患者溝通的意識和技巧，努力減少醫患雙方由于信息嚴重不對稱造成的不信任。

　　完善醫患糾紛處理機制，創造良好的執業環境和就醫環境。一是醫患雙方自行協商解決。協商解決具有低成本、效率高等優點。通過協商解決達成的協議往往更具有持久性，更容易得到當事人的自愿履行。二是引入第三方調解機制，將醫患糾紛納入規范化解決渠道，使醫療機構從繁重的醫患糾紛處置中解脫出來。三是通過法律途徑解決糾紛，這是所有醫療糾紛的最終解決方式，對于不想通過調解解決或者對調解解決結果不滿意的醫療糾紛，都可以通過醫療訴訟的方式解決。四是開辟醫患糾紛處理的“綠色通道”，簡化程序，提高效率。如探索建立醫療事故異地鑒定仲裁制度，對醫療事故爭議較大的案例，建立異地鑒制訂度，確保技術鑒定的科學公正性。同時，研究修訂醫療事故賠償項目和標準，制定統一的賠償標準。

　　加強大眾教育，努力營造良好的輿論氛圍。構建和諧醫患關系說到底是為了維護醫患雙方的利益。新聞媒體應從維護穩定、促進和諧的高度，堅持正面引導，弘揚主旋律，堅持新聞報道的全面、客觀、公正、科學，杜絕渲染炒作和不實報道，營造全社會尊重科學、尊重生命、尊重醫患雙方合法權益的良好輿論氛圍，促進醫患間的相互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