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南加州大學的一項調查有個有趣的發現：美劇《急診室的故事》熱播時，有一集里醫生叮囑一個被診斷為高血壓的小女孩多吃蔬菜水果，結果許多觀眾跟著學樣，還在受訪時說，這個情節讓他們“更明白了發胖、超重跟高血壓的關聯，知道要管住嘴了”。

　　醫療劇對現實生活，真的有影響。有調查顯示，一部優秀的醫療劇熱播后，醫學院報考率會上升——它甚至影響了年輕人的職業選擇。

　　5月3日，《心術》開播。這并非國內首部醫療劇，但因為編劇六六的名氣，也因為自我宣傳“關注醫患關系”、“主創人員曾駐守醫院零距離體驗”等等，一些醫生也來了興趣。不過，看過幾集，他們不看了。對《心術》，醫生們頗有微詞。

　　表現收紅包、拿回扣，就是“深刻揭示了醫患矛盾”?

　　朱焜是上海市中醫醫院醫務處副處長，主管的工作中包括處理醫療糾紛。國產醫療劇，他常常邊看邊生氣。

　　“幾乎所有的戲里，醫生們的辦公桌都干干凈凈——居然沒東西!可能嗎?如果編導真的零距離觀察過，我想很容易發現：醫生都是‘臟亂差’的典型。難道他們想當然地以為‘醫生愛干凈’?”朱焜說，醫生桌上兩類東西是肯定有的：一堆病歷和一堆學術專著，做醫生就要隨時研究病歷，一邊使勁翻書，把記憶里模糊了的知識點一一找出來溫故知新。

　　還有，“電視劇里醫生交代醫囑，患者永遠聽一遍就懂。其實在現實中，醫生說三遍，患者能聽懂一半就算不錯了!”處理醫療糾紛多年，朱焜很清楚：醫患矛盾常常是醫生、病人間嚴重的信息不對稱惹出來的，因此醫生每天總有大量時間花在重復醫囑上。他記得有個醫生因為話說得太多，門診后竟站不起來了，一查，“腹肌抽筋”。

　　當然他也理解，重復醫囑這樣的事情不大適合搬進電視劇，觀眾會嫌啰嗦;但這件事跟醫患矛盾的關系實在密切。

　　再有，國產醫療劇都會表現醫生收紅包、拿回扣，“編導們大概覺得這是在深刻揭示醫患矛盾了，可試問，這種事哪個行業沒有?告訴你，這不是醫患矛盾的關鍵!”

　　在醫生們看來，外行不了解、不理解“醫學的玄妙”，這才是醫患間的根本矛盾。

　　什么是“醫學的玄妙”?比如做手術，上海就有兩大流派，一是法國式，有代表性的首推瑞金醫院，開刀切口小，強調盡可能減少對身體的損傷，也被稱作“婉約柔和派”;一是美國式，典型如腫瘤醫院，開刀切口較大，強調做得干凈徹底、減少復發率，被稱為“粗放派”。不同醫生也有不同風格，有人追求療效第一，用藥見效快，但反彈也多，1萬個病例中可能有2例不良反應，是為“虎狼之將”;有人講究安全第一，用藥起效較慢。

　　所以醫院、醫生不同，治療方案就有差別，對此內行都懂，但許多患者不高興：“這個醫生怎么跟前一個講的不一樣?”尤其在國內，病患是“自由就醫”的，不少人輾轉于不同醫院、尋找不同醫生，容易就醫越多越糊涂，容易生疑，疑心越來越重。

　　信息嚴重不對稱的“解藥”，唯有溝通與解釋，但這也難。“現在常說醫生們太忙，顧不上跟病人細細解釋。其實往深里說，醫生骨子里都是傲慢胚子。國外有心理學家早就說過，世界上兩類人最討厭，一是老師，二是醫生，他們自恃有知識，覺得既然你不懂，照我說的做就行了，懶得跟你磨嘴皮子……”

　　“天性傲慢”、“懶得多說”的醫生碰上“容易多疑”、“聽不大懂”的病人，怎能不生出矛盾!這個深層沖突，醫療劇的編導聽說過嗎?

　　好的醫療劇，對醫患矛盾還真有“緩解”之效

　　記者遇到的不少醫生，都喜歡看國外醫療劇。

　　有的國外醫療劇挺認真地兼做醫學知識普及，對病例、治療方法講得具體，盡管也不時被專家質疑“不專業”，但一些醫生拿它當“學習輔助材料”。朱焜認真地看過兩季《豪斯醫生》，因為里頭講到各種怪毛病，包含著“誤診”的學問，“多知道點，或許能減少誤診，進而減少醫療糾紛。”

　　根據研究，電視劇真的可以充當教育者的角色。美國2007年的一項調查顯示，1994年始播的《急診室的故事》，使公眾了解了更多醫學知識和自我保健知識——既然醫患矛盾很重要的一個誘因是信息不對稱，那么醫學科普，就有助于緩解矛盾。國外不少醫療劇不避諱專業術語，為了說明一種復雜的疾病及其治療方法的高難度、創新性，編導甚至不惜打斷劇情，插進電腦動畫細細講解幾十秒。而國內醫療劇，偏重娛樂，演著演著就演成了**女女那點事兒，“醫療”成了模糊的襯景。

　　有人說，國內編導的意識太局限，“你以為這是在討好觀眾?你怎么知道觀眾不愛被科普?對健康，大伙兒上心著呢!”也有人說，國內編導膚淺而不用功，“做科普多累啊，愛恨情仇拍著腦袋就能編造。”

　　醫生們更欣賞國外醫療劇“常能揭示一些本質問題，幫觀眾認識真實的醫學”。

　　李婉鈺是上海交大醫學院臨床八年制學生，學醫8年，追了《實習醫生格蕾》整整8年。她印象最深的一個故事，是實習醫生奧麥利之死，“我懂得了，醫生不是都行的，哪怕醫生都救不了醫生，醫療技術是有限的。那為什么還要學醫?了解技術局限在哪里，努力去突破。而對于病人，關愛和安慰比治療更要緊。”

　　在《實習醫生格蕾》中，醫生們“沒能救活所有人”，而是“三個救活、兩個死去”——“這是在跟觀眾講殘酷的真相：醫學是有局限性的。觀眾明白了這一點，也許就不會那么強烈地把希望當現實。這也可以緩解醫患矛盾。”

　　《格蕾》里的另一個場景讓許多醫生難忘：發生了火車事故，送來的傷者中，一對男女串在同一根金屬棒上，被刺穿了腰腹部……此時醫生有點絕望：女孩的腹部臟器已被刺穿，一旦拔出那根棒子，她馬上會大出血而死;如果不趕快拔，那個還有救的中年男子也會因漸漸體力不支而死。“這是個醫學倫理的話題。醫學上還有不少微妙而復雜的話題，比如臨終治療、善用醫療資源等等。”有研究者認為，應該把這些讓醫生糾結的兩難話題告訴觀眾，因為他們也可能糾結，比如親人得了晚期癌癥，是不顧一切救治還是讓他在最后的日子里盡量少些痛苦?有時病人和家屬都是明白人，但家屬還是拼命要求救治，不惜賣房子，也不惜親人吃更多苦頭，因為人言可畏、怕被旁人說“不孝”……如果醫療劇或多或少能推介理性的態度，對醫患關系的改善，同樣善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