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捕鯨船“日新丸”需要進行大規模維修，日本或將取消今年的南大洋捕鯨計劃——這將是25年來日本第一次停止所謂的科研捕鯨行動。截至2010年，世界科研捕鯨14,583頭，日本獨占13,274頭，他們的科研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讓我們來一窺科研面具下的傳統、利益與學術糾葛。

　　自從1986年國際捕鯨委員會(IWC, International Whaling Commission)宣布終止商業捕鯨以來，“科研捕鯨”就成了捕鯨國與反捕鯨國之間熱議的話題。25年間，科研捕鯨和關于科研捕鯨的爭議從未間斷。今年9月26日，日本《朝日新聞》傳出的一則消息，稱由于捕鯨船“日新丸”服役多年，嚴重老化，需進行大規模維修。由于這艘排水量8030噸的巨型捕鯨船是日本捕鯨船隊中單獨一艘鯨魚加工船，所以日本政府可能不得不考慮暫停今年的南大洋捕鯨計劃。雖然日本水產廳對暫停捕鯨不置可否，卻承認“日新丸”確實需要維修。

　　日本“日新丸”捕鯨船。(圖片：icrwhale.org)

　　若真如此，這將是日本自1987年以來第一次停止所謂的“科研”捕鯨。然而，這長達25年的“科研”項目產出的成果遠沒有產出的鯨肉多，“科研捕鯨”為何還能大行其道?這要從現代捕鯨業開始說起。

　　現代捕鯨面面觀

　　捕鯨如捕魚、打獵一樣，是一項古老的行當，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在刀耕火種的年代，鯨豐厚的脂肪層為食用者提供了大量的能量，捕鯨業也只是沿海部落賴以生存的一種方式。由于航海能力有限且工具簡陋，持續了千年的傳統捕鯨并未對鯨類造成嚴重的影響。

　　1860年，由于魚叉炮的發明以及蒸汽船在捕鯨業中的應用，人們開始有能力捕捉游動速度較快的藍鯨和長須鯨，標志著現代商業捕鯨由此開始。在當時，藍鯨數量還比較多，而捕捉一條藍鯨的收益遠大于其他的鯨類，因此捕鯨者主要的捕捉對象便鎖定為藍鯨。人們還曾以藍鯨為單位計算捕鯨的量 [注1] 。1935年以后，由于大規模捕鯨使得藍鯨數量銳減，人們開始轉向稍小一點的長須鯨和塞鯨。到六十年代末期，當長須鯨和塞鯨的數量也不足以支撐龐大的捕鯨業時，捕鯨者又把炮口對準了小須鯨。直到現在，小須鯨(包括小須鯨和南極小須鯨)依然是捕鯨的主要目標。

　　捕鯨無節制，后果很嚴重。1946年，為了管理龐大的捕鯨產業，在華盛頓成立了國際捕鯨委員會并簽署了《國際捕鯨管制公約》(ICRW，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Regulation of Whaling)。盡管如此，大規模的捕鯨依然使長須鯨和塞鯨步了藍鯨的后塵。1986年，IWC終于下令，終止商業捕鯨。

　　在IWC的規定中，現代捕鯨總共有三種：為維持生活的土著捕鯨、商業捕鯨以及科研捕鯨。由于商業捕鯨被終止(冰島和挪威反對終止并繼續進行商業捕鯨,日本于1988年撤銷反對意見)，土著捕鯨有嚴格的配額并僅限于因紐特、阿拉斯加、印尼 [注2] 、圣文森和格林納丁斯等地區，而科研捕鯨(見 ICRW 條款八)卻允許捕鯨國自行決定捕鯨的種類和數量，于是，某些國家便開始積極地對鯨類進行“研究”。

　　摘下科研捕鯨的面具

　　雖然IWC的國際公約制定了詳細的條款，但其科研捕鯨的漏洞依然大得足以讓捕鯨船任意穿梭。從1986年到2010年，世界科研捕鯨總量為14,583頭，絕大部分為小須鯨，也有布氏鯨、塞鯨和少量的抹香鯨、長須鯨。日本捕撈了其中的13,274頭，其他國家科研捕鯨總量還不及日本的零頭。

　　七頭小須鯨排列在甲板上等待處理。(圖片：greenpeace.org)

　　日本的南大洋科研捕鯨計劃(JARPA)執行到現在已長達25年，另一個始于1994年的北太平洋捕鯨計劃(JARPN)也已有18年。這兩個聲稱“調查鯨類種群豐度，計算鯨類群體參數，研究鯨類攝食生態學，探究鯨類在生態系統中的作用”的科研項目至今卻僅在經同行評議的國際雜志上發表了一篇符合IWC評估需要的文章。而相比之下，科研捕鯨在本世紀初每年出產的鯨肉價值高達五千萬美金，在韓國和美國的一些壽司餐廳中，也檢測出了來自日本科研捕鯨的鯨肉制品。

　　面對學界的質疑，日本水產廳官員森下丈二解釋說：“IWC終止捕鯨的原因是科學界尚不能夠確定鯨類的數量。終止捕鯨即是終止數據收集，我們需要進行科研捕鯨來收集更多的數據。采用致死性取樣的主要目的是計算小須鯨的群體參數和進行攝食生態學的研究。在鯨類的胃樣中，發現了大量經濟價值較高的魚類，座頭鯨、小須鯨等群體的膨脹會影響藍鯨的種群恢復，因此需要通過選擇性地減少某些物種的數量來保護漁業資源，促進一些經濟價值更高的種類(如藍鯨)的恢復。”

　　然而日方無力的辯解遭到了IWC科學委員會(SC, Scientific Committee)63位科學家的反對。來自阿拉斯加漁業科學中心的菲利普.克拉彭毫不客氣地指出，日本的科研捕鯨計劃不值得信任，他們的研究并沒有提出可檢驗的假設，非必要地采用致死性取樣，不適當地使用了過度簡化的生態系統模型，并且選擇性地使用一些數據和方法來進行鯨類種群豐度的估算，得出了“鯨類是造成漁業資源銳減的主要原因 [注3] ”和“IWC南極第四管理區(AreaIV)內座頭鯨的數量在兩年內從16211頭增長到33010頭”這樣經不起推敲的結論。

　　實際上，在嚴謹的科學研究中已有大量可靠的非致死性取樣方法可對日本宣稱要解決的問題進行研究。使用照片識別技術即可對鯨類的種群數量和群體參數進行研究，特制的皮膚采樣器能有效地取得大量鯨類皮膚和脂肪樣本進行群體結構分析，對于攝食生態學，也已經有了穩定同位素追蹤等方法。更重要的是，這些方法都比致死性取樣更高效，結果更可靠。

　　通過照片識別技術對鯨類身上的斑點、背鰭、尾鰭進行比對，可進行個體識別和群體數量、結構等研究。(圖片來自網絡)

　　至于日本聲稱的“捕鯨是其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鯨肉是當地居民的重要食物”也難以自圓其說。日本政府大肆宣揚要保護沿岸捕鯨文化，卻把大部分資源傾注于南大洋科研捕鯨。而日本的一個獨立研究所發現，目前日本每人每年平均只消耗30g的鯨肉，日本的鯨肉市場正在萎縮，越來越多的鯨肉堆積在冰庫中。

　　既然如此，日本為何還堅持“科研”捕鯨?在2001年的一次IWC會議上，森下丈二無意間暴露了他們的秘密——在解釋為何反對南極小須鯨管理政策時，森下脫口而出：“這對南大洋藍鰭金槍魚的管理是非常不利的。”SC成員克拉彭認為，這一幕暴露了日本捕鯨業和其他海洋資源控制之間千絲萬縷的關系。作為一個極度依賴海洋資源的島國，離開了捕鯨業，日本的漁業政策就得不到保障。對于日本而言，捕鯨更像是一場海洋資源的戰爭。

　　拿什么來拯救你，海中的巨獸

　　和所有野生動物保護一樣，鯨類保護也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涉及到龐大的捕鯨利益鏈和國家政治較量使其變得更加復雜。然而鯨類面臨的最嚴重的問題也許不是捕鯨(一些小規模的土著捕鯨甚至可能對維持群體的健康有一定作用)，而是從科學界到公眾對它的不了解。在IUCN紅色物種名錄中，鯨目動物共有87種，受威脅的物種達到15個，其中2種極危(CR)、7種瀕危(EN)、6種易危(VU)，此外還有5個物種為近危(NT)，22個物種無危(LC)，多達45個物種數據缺乏(DD)。

　　由于鯨類研究(尤其是生態方面)是一種在時間、資金和人力上投入都極大的項目，國際上進行鯨類研究的團隊并不是很多，國內更是屈指可數。在對大部分種類的數量、棲息地、食性、遷徙路徑都缺乏研究的情況下，保護就無從談起——諸如船只撞擊、誤捕誤傷這樣的事故也就難以避免。更危險的是，因為不了解，在人們意識到之前，一些物種就喪失了棲息地、陷入了困境甚至滅絕。

　　也許，要想真的保護這些海中巨獸，與其投入大量資金抗議和阻撓捕鯨，不如把資金用到真正的科研上，讓我們對它們的了解更進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