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生在福建南平市第一醫院的一場醫療糾紛，最終演變成一場群體性事件，其背后的問題令人深思。

　　無論國內國外，醫患沖突普遍存在。但在法治比較發達的國家和地區，卻很少看見“醫鬧”。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總共有800個骨科醫生，其中400個被患者提起過民事訴訟。而在國內，出現醫療糾紛后，通過訴訟方式解決的僅占一成。普通的醫療糾紛演變成一種不理智的社會現象，最終不僅傷害了患者、醫院和政府的利益，而且還導致整個醫療衛生事業深受損害。

　　醫療糾紛處理難度大，賠償額高，部分甚至釀成上訪、圍院、堵路、破壞醫院設施等群體性事件，社會影響極壞。“醫鬧”的出現助長了以“惡”解決醫患糾紛的先例，惡化了醫患之間的關系，我們應當理性看待“醫鬧”事件背后所反映出的社會問題。

　　醫療糾紛之所以頻頻升級為暴力事件或“醫鬧”事件，首先是醫療運行和管理機制問題。以藥養醫、醫療資源市場化等不合理的醫療機制，使得部分醫療機構為追求經濟利益，管理上存在諸多問題。其次，醫療過程中發生醫患糾紛不可避免，社會輿論先入為主，認為發生醫療糾紛必然是醫療機構存在過錯，司法部門也可能片面強調“和諧解決”或過多地照顧死者家屬情緒，沒有按照有關法律法規，對“醫鬧”者采取必要的強制措施。客觀上，患方通過實施暴力行為，既能發泄強烈的不滿情緒，也能以較低成本和較少時間令醫方妥協，所謂“大鬧大解決、小鬧小解決、不鬧不解決”。

　　在筆者看來，當“醫鬧”尚屬個案的時候，需要反思的首先是醫院;當“醫鬧”變成普遍現象的時候，需要反思的肯定是我們的制度。人們對解決糾紛的態度是一種典型的實用主義邏輯——哪一種方式更有效用，成本更低，更便利，更快捷，就選擇哪一種。是否采取訴訟方式，取決于不同維權方式的收益、成本、效率等方面的比較。因此，防范“醫鬧”首先醫務人員應當依法行醫，切實履行高度注意義務、告知義務、尊重患者的知情同意權，多些人文關懷，與患者及家屬做好溝通、解釋、說明，向患者提供法律方面的服務，同時降低患者依法維權的成本，將患者的維權行動疏導到合法的渠道中，這樣才能使“醫鬧”無隙可乘，也才是釜底抽薪之策。同時醫院應當努力提高自身的醫療水平，提高服務質量，加強管理，減少醫療損害的發生，應當有專門機構處理醫療糾紛，建立專門的處理醫療糾紛的程序。如果產生“醫療糾紛”要在第一時間引導、交流、溝通，告知患者家屬正常處理程序。此外，無論醫療行政機構還是司法系統，應該有更為低廉便捷、公平合理的解決醫療糾紛的機制，有了這樣的機制，“醫鬧”就失去了生長的土壤。

　　所幸，隨著各地職業“醫鬧”頻頻被媒體曝光，人們對“醫鬧”現象已不僅僅是反思，而是行動起來從制度上興利除弊。河南省衛生廳下發了醫療機構醫療護理核心制度，要求各醫院規范病歷書寫，加強病歷管理，在手術治療中嚴格執行各種制度。這項新出臺的制度分為搶救工作制度、給藥制度、查對制度、護理差錯和事故報告制度等26項內容。鄭州大學第二附屬醫院出臺了醫患溝通制度，明確規定醫護人員和病人或病人家屬溝通時，**在病人病歷中記錄清楚，溝通后雙方都要簽署意見。每一份病歷中**有4次以上的有實質內容的溝通記錄。醫護人員如果沒有按照要求進行醫患溝通，或溝通不當引發醫療糾紛，就要受到經濟和行政處罰。

　　我們有理由相信，醫療 “積弊”清除到哪里，“醫鬧”也會消失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