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疾病防治：走出“孤島”布網絡

　　□本報記者 陳 飛 李水根 衣曉峰□

　　同樣被解鎖救治的兩名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后來的不同命運，讓黑龍江省大慶市第三人民醫院黨委副書記何占玲感觸很深。兩名患者經過醫院免費救治，病情穩定之后出院回家。一位患者因家屬經過相關培訓，加上衛生院隨訪管理，恢復良好，還能每年打工掙2萬多元。另一位患者因為多種原因，出院后處于放任自流的狀態，也沒有再來過醫院，一年后大慶三院的醫務人員找到他時，發現他又回到了被鎖的狀態。

　　“如果只有應急的治療而沒有規范的跟蹤管理，對精神疾病患者的救治只會前功盡棄。”何占玲說，重性精神疾病的防治光靠專科醫院等著收病人不行，**建立由政府相關部門、專科醫院、社區、家庭等組成的網絡，建立有效運行機制，才能事半功倍。

　　精防網絡應向基層延伸

　　李霞是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區潮鳴街道的家訪醫生，負責管理359名重性精神疾病患者。除了定期訪視，她還要經常處理緊急情況。一天晚上9時多，她接到電話稱，一名患者在家里吵鬧、砸東西。她趕到現場發現，患者受了刺激，不肯吃藥，情緒狂躁，任誰勸說也沒用，只好打電話叫社區民警，征得家屬同意后把患者送到醫院。現場處理完，她還要指導家屬如何照料患者、應對突發情況。

　　杭州市第七人民醫院副院長王義強說，早在改革開放初期，杭州市政府就開始探索將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的治療管理從市級專科醫院延伸到區和街道。那時還沒有社區衛生服務中心，街道辦事處負責轄區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管理，聘請退休醫生作為家訪醫生，建立了最早的基層精神疾病防治隊伍。目前，這支隊伍正逐步被更加專業的社區醫生取代。

　　國內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精神衛生中心常務副主任馬弘表示，在我國，重性精神疾病的治療長期以醫院為主，“孤島式”的服務不能滿足重性精神疾病需要的全程管理治療，也無法滿足患者多樣化的康復需求。以醫院為中心的精神衛生醫療服務模式，要向“醫院社區一體，服務網底在社區”的綜合服務模式轉變。

　　衛生部一位負責精神衛生工作的官員給記者描述了理想中的重性精神疾病患者診治管理網絡圖：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綜合醫院門診能夠識別精神疾病，并將重性患者轉到專科醫院確診、治療;專科醫院收治急性期患者，病情穩定后患者回家堅持服藥;社區負責患者隨訪和家屬指導，一旦復發立即轉入專科醫院治療。

　　這位官員表示，目前不少專科醫院的院長還是老觀念，認為把社區搞好了，醫院就沒飯吃了。實踐證明，隨著政府對公共衛生的重視，精神衛生服務模式的轉變、服務范圍的擴展和社會需求的增加，專科醫院、社區機構、綜合醫院的協作可以獲得更大的發展，最終患者獲益，社會滿意。

　　據了解，目前國內已有約1200個區、縣建立了精神疾病防治網絡，302萬名重性精神疾病患者被納入社區規范化管理。

　　衛生部提供的資料顯示，目前我國精神疾病防治網絡建設的地域差距和城鄉差距較大，東部地區一些省份在中央**地方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療項目帶動下，已經達到網絡100%覆蓋，而一些中西部地區僅能在項目示范區(縣)勉強建立網絡，服務能力十分有限。以醫院為中心的觀念、專業人員和服務能力的不足短期內難以扭轉，許多示范區仍缺少精神專科機構與基層衛生服務機構、社區康復機構等之間的有效銜接。網絡的軟硬件建設、運行保障和激勵機制等還需重大的配套改革措施。

　　要舍得投入強化人員培訓

　　“我們是政府的一只手。”杭州七院副院長王義強說，該院作為市精神衛生中心，除了承擔精神疾病患者的治療外，要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對社區機構精神衛生工作的服務指導、人員培訓、績效考核等方面。為此，該院精防科配備了13人，保證每個區、縣基本有1人直接負責，能經常下去跑。在服務模式轉變過程中，專科醫院的公共衛生職能逐步得到強化。

　　在大慶，市第三人民醫院通過持續兩年的培訓，為區、縣級綜合醫院每家培養兩名精神科醫生，幫助其開設精神科門診，逐步指導完善市、區(縣)、社區三級精防網絡。由于精神衛生在公共衛生服務績效考核中占20分(滿分100分)，基層機構工作的壓力和動力都很大，急需專業機構的技術指導，大慶三院精防科的地位日益突出。(下轉第2版)(上接第1版)

　　專家表示，精神疾病防治目前基本不需要大型醫療設備，主要靠個體化服務，因此需要更大的人力資源成本。隨著社區衛生服務體系的完善和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管理納入國家基本公共衛生服務項目，精防網絡的鋪設似乎變得較為容易，但要真正有效運轉，關鍵還是要有足夠的精神衛生人才。

　　在大慶市的一家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全科醫生孫詠梅每兩個月接受一次精神衛生相關培訓。在9月底的一次慢性病管理知識培訓班上，兩天的培訓課程有一天半與精神疾病有關，包括診療規范、精神科藥物使用、患者檔案管理、應急處置、司法和倫理問題等。

　　大慶三院精防科科長張金說，精神疾病對很多社區醫生來講還很陌生，**反復灌輸才能真正融入他們的日常工作。目前，政府花錢包吃包住，要求基層醫療衛生機構派人參加培訓，嚴格考勤，不參加的單位會受到通報批評，可見政府的重視程度。

　　曾經擔任過區衛生局局長、現任杭州市上城區副區長的馬彥說，與一般慢性病管理不同的是，重性精神疾病患者意識不明確，在管理過程中，醫務人員的責任和要做的工作更多，對知識和技能的要求也更高。要把基層網底鋪實，就得舍得投入人力、物力、財力，堅持強化培訓。

　　網絡運行遭遇雙向轉診難題

　　杭州七院的心理熱線曾經兩個月內接到了同一個人匿名打來的600多個電話，專家判斷是一位重性精神疾病患者，通過電話號碼反查確定其區域后，該院通知了其所在區的精衛辦，街道家訪醫生、社區醫生上門找到了他，但他并不承認自己患有精神病，拒絕治療和建檔。

　　王義強說，有的重性精神疾病患者不承認有病，而家屬出于患者就業、擇偶等因素考慮故意隱瞞，不愿接受社區管理，因此精防網絡在病人發現和雙向轉診等方面仍面臨困難。

　　大慶三院副院長張偉說，醫院和社區之間的雙向轉診是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管理體系中的關鍵環節，但是很多患者因為擔心信息泄露而不愿被轉。

　　在杭州七院，大部分初診患者都不愿把自己的信息轉到社區接受日常管理，不少人不愿面對現實，期望治療一兩次就會好。但是反復發病住院幾次后，患者和家屬痛苦不堪，才會逐漸接受現實，就近接受社區的隨訪、指導和治療。

　　張偉認為，精神疾病患者隨訪和管理涉及醫學倫理、法律等多方面，其隱私和知情同意權要予以保護，這就需要立法加以規范。

　　回歸社會是最終目標

　　出了醫院，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基本上就是待在家里。“脫離社會幾年，再回歸就困難了。”杭州七院院長張永華說。

　　不少地方針對精神疾病患者開設了工療站，組織病情穩定的患者進行簡單的手工勞動、文體活動，相當于“日托所”，政府給予**工資保障，讓患者能夠走出家庭。目前，杭州市每個街道都設有工療站，隸屬于街道，殘聯提供經費，衛生部門提供技術支持。

　　2007年，杭州市下城區建立了潮鳴街道康復會所。“工療站讓精神疾病患者在社會上有了去處，而設立康復會所的目標，是讓他們真正回歸社會。”下城區精衛辦主任瞿芝雅說。會所設有食堂、音樂室、繪畫室、閱覽室等，轄區內精神疾病患者均可以成為會員，來去自由，免費吃飯，會員與職員平等互助，互相鼓勵。活動安排根據會員的需要開展，幫助大家適應社會。比如，很多會員不會做飯、買東西、去銀行存取錢，于是會所組織大家吃飯都要交錢(最后返還)，輪流買菜、做飯、收款、記賬，經常去銀行存款、取錢，會的人教不會的人。

　　就業，是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回歸社會的最后一道坎。康復會所發動相關政府部門、單位、企業嘗試為會員尋找簡單的過渡就業崗位，比如打字員、保潔員、圖書管理員、汽車修理工等，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圖書館、敬老院等單位給予的幫助較多。照顧到精神疾病患者的特殊性，一個崗位通常由幾個人輪流上班、按小時支付工資。幾年來，該會所50多名經常參加活動的會員中，有20多人參加了過渡就業，并有4人最終實現了正常獨立就業。

　　“雖然目前人數不算多，但極大地鼓舞了更多的患者，增強了家庭、社會和政府幫助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真正回歸社會的信心。”瞿芝雅說。